作者：Roman Dobrzyński

在中国教学
      
　　我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大学，作为该校旅游系聘请的客座教授，教授了三个月（2006年三月至六月）的世界语课。这所学校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住的是舒适的教师公寓的套房，在学校食堂免费就餐，可领到适合当地条件的薪水。

　　“中国在飞速地发展，国立大学还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级人才的持续增长的需求,因此，政府鼓励民办高等教育。” – 朱忠才教授、该大学校长如是说。“我们的毕业生能迅速就业，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市场奇缺受过职业教育的管理人员、计算机技术人员和旅游专业人员等人才。”

    　为什么在私立高校开设世界语课并且对其教学提供财力支持？该校旅游系主任阮立平女士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的学生曾作为在北京举办的《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志愿者为大会提供服务。那时我就确信，世界语是活生生的语言。它不仅是交流工具，而且还是友谊的桥梁。此外它更加有助于学习欧洲语言。

大　学

　　这所拥有7000名学生的大学由两个学区组成。我住在新校区，该校区坐落在北京的北部昌平区、通往八达岭长城的公路旁。该校区是名副其实的学习园地，因为它真正地坐落在广阔农田的内部，四周农田有一些农民种植着蔬菜。该校区占地300亩，建有现代化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这里无需外出，就有完全能满足3000名学生们学习、生活和直至他们毕业的条件。上课期间，学生们如要外出，得向门卫出示批准手续。 按照中国传统，许多单位都设有门卫，其门前都摆设有怒目圆睁、血盆大口的石狮子。

　　在该校区的周围有许多私人特为学生和老师开设的商店、餐馆和其他服务场所。周末外出学校是不需批准的，事实上只有这时，才可以去30公里外的市中心。来回大约需要五个小时。无需惊讶的是，当我周六休息的时候，我几次去市里一玩就是一整天。有时，我更宁愿相信我是生活在岛上，因为按照亚洲的习惯，大学都有高大的围墙。

　　大型的、橘红色的学生公寓依照校区东边的围墙建立。男生和女生分开居住，彼此的互访是不可以的。一个房间住有八至十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寝室外的校园里度过。靠近校区西边的围墙建有教师公寓，我就住在这里。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也住在这里。一年的学费是700欧元左右，生活费用同其差不多。

　　校园中间坐落着高大的教学楼，有许多传统的、有黑板和粉笔的教室。然而，非常抢眼的是好几个能容纳几百台计算机的机房。在最大的机房里学生们使用因特网，一小时才仅付一元钱人民币。

　　学生食堂的上面是大礼堂，事实上也是现代化的能容纳1000名观众的剧院。 这里经常举办庆祝活动，因为中国是个庆典之国。最后一次我参加的是为今年毕业的2000名学生举办的颁发毕业证书的庆典活动，所有毕业生都与校长合影。然而，大礼堂主要服务于文艺演出活动，这些活动通常都是以竞赛的形式开展的。 在我的教学期间，我已经欣赏了演讲、歌咏和舞蹈等的比赛。每次比赛，学生们都在紧张地做准备，以求达到最好的水平。学校的目的在于学生们的专业知识培养应建立在大文化的基础上，不仅要有健康的心灵，而且要有健康的身体。

　　教学楼的后面是设在一楼的能容纳约500人就餐的学生食堂。食堂供应至少30种菜。大家习惯挑选3-4个价格相等的菜。食物不仅便宜，而且味道还不错，素菜居多。应该考虑增加餐后甜点。可能由于这，很少能看到肥胖的人。校园里还有几家味道不错的餐厅，校外也还有十几家大小饭店。尽管我可以免费在学校食堂就餐，但我经常和同事或学生去校外吃饭。因为按照欧洲消费的水平，即使这里付费的食物也似乎是免费的，五个人很好地吃一顿也就5欧元的消费。

　　现代化的运动场占据了学校三分之一的空间，运动场上可锻炼各项体育活动。它的看台可容纳几千个座位。当我三月份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课间休息时，我经常看到一群群学生拔河热身。显然，这是男女生都喜爱的运动。五月份刚有点热时，常规的各项体育比赛开始了。这时，特别是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的列队仪式，我仿佛置身于奥林匹克赛场。

　　象体育比赛一样，文艺比赛多多地吸引学生们，有时一比赛就一个星期，结果我不得不停掉我的世界语课。

世界语？

　　我把接受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世界语视为新的挑战，因为它显然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直到现在我已对这种国际语的易学性的想法产生了彻底的改变。中国人称这种国际语为Shi/世Jie/界Yu/语，即世界之语言，它的发音类似于Ŝi Ĵie Ju。然而，即使你能准确地从嘴里蹦出这一组的发音，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理解你在说什么，因为每个发音必须配有相应的声调，以便于表达这个词的真正含义。1986年在北京召开了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我陪同一位来自欧洲的世界语者，他通晓多种语言，也会说汉语。但他所说的汉语无法让人明白，似乎与之对话的中国人甚至不知道这位欧洲人在说汉语。

　　这次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欧洲语言与汉语有着天壤之别的差距。从学校的名称上就可看得出：Centro（中）Ŝtato（国）Rego（管）Teorio（理）Mola（软）Objekto（件）Lerni（学）Korto（院）。这些抽象的合成词翻译为：中国管理软件学院（Ĉina Universitato de Administrado kaj Informadiko）。汉语的造词耕植于悠久的历史，是与汉字紧密相连的，因此许多的词的本身就难以解谜。Bela（漂亮） 这个词是由两个词Piao（漂） 和 Liang（亮） 构成的，而第一个词的意思是videbla（看得见的），另一个词的意思是lumo（亮）。汉语缺少人称、性、格和数等的词形变化。每个字都有固定的形式，相似于世界语的词根。Ni Hao（你好） 按字面意思翻译为Vi（你）Bon`（好）其词意是Saluton（你好）。Huangying Ni!意思是Bonvenon al vi，但按字面意思为Ĝoj`（欢） Renkont`（迎） Vi!（你）。

　　让汉语好奇者去深入这个广泛而有趣的研究吧。我来举几个做了记录的例子，主要是语音学方面的。我对学生们说preni（r是颤舌音，译者注），他们复述pleni，我说iri，他们跟着说ili，revi – levi。众所周知，颤舌音‘r’对亚洲人来说是很难发的。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当我说monto，他们回复mondo。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同样的问题。比如，北方人把kongreso读成gongleso，把kaj读成gaj。许多南方人既发不好颤舌音‘r’，也发不好鼻音‘n’，在任何场合都把其读成儿音‘l’音

　　Neĝa是个非常勤奋的女生，仅仅为了记住一个词frato（兄弟）就写满了整整几页纸。我请她读这个词，她读到-- flado,flado,flado... 这时我明白了，教整个集体学习发音是很难的，而必须让他们一个个地练习发音。我尝试着用与汉语音对应的这个词的发音，但我的学生们还是发不好世界语单词的音。我确实太失败了，这也影响了学生们的情绪。大家知道，我们都是巴比伦塔下的牺牲品。

　　书写上的差别也会引起极大的误会。半个世纪前“putonghua（普通话）”采用拉丁字母来注音。它事实上是扩展到全国范围的北京话。世界语对“putonghua”的拼音方式有着极大的影响。现在，计算机和手机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发挥着作用。然而用拉丁字母来读汉语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我要学生写prospero，他写成了blosbilo。

　　“Prospero”是由汉语翻译来的人的名字。我总共有六组80名学生。我无法记住他们的汉语名字，所以请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翻成世界语或起个笔名。女生的名字采用形容词的形式。最好的女生是Jada，Verda，Neĝa，Bela, Sukera，Sona，和Akva等。男生有Soldato，Tigro和可怜的Prospero，三个月来他还是不能流利地说出自己的世界语的名字。顺便说一下，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检查了他们的发音，以绕口令的方式：Pro propra profesia progreso kaj prospero，他们大致发成Blo blobla blofesia blogleso kaj blosbilo

　　我到现在才确信我的balolabalado（parolaparato发音器官）与中国人的是不相同的，这一点对于语音学家来说是能理解的。我的学生总是把parto说成 baldo， tre – dle，kajo – gajo，tago – dako等等。同样，我也总听不清汉语的发音，不仅无法区分b和p，d和t，而且也闹不清元音。我经常把a 听成e ，把o听成 u， e似乎是i。我请他们用per kreto写，他们写成了pal glado。Bu Dong （不懂）我听起来是Pu Tun。

　　用世界语书写对这些学生也是件困难的事，因为中国人不是用声音和字母来思考，而是用图片似的方块字思考。他学单词不会划分单词的音节。另一个问题是欧洲语言的单词太长。汉语主要由声母和元音结尾组合的单音节词构成。经常是一个元音就可自立成词。所以，不仅prospero这个词的发音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的，而且就是其它甚至不含可怕的颤舌音r的多音节词，如konstitucio也是很难的。更大的问题是合成词，如korespondamikino，中国人从这含有七个音节的表述上看到的是七个不同的单词。他不仅要记住所有的音节，还要记住他们的先后顺序就象欧洲幼童呀呀学语一样，把lokomotivo说成lomokotivo。

　　欧洲人认识许多世界语的单词，因为这些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语言中。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语中的每个词包括地理名称都是陌生的。Usono（美国）是Mei Guo，Pollando（波兰）– Bo Lan，Parizo（巴黎）– Ba Li，Varsovio（华沙） – Hua Sha，Eŭropo（欧洲） – Ou Zhou。 有一次，在邮局，我想把明信片寄到德国汉堡。在地址的下面，我用英语写上了目的国。明信片没有被寄走，因为工作人员不知道‘Germany’是什么意思。我只得回学校请学生帮我在明信片上补写表示De Guo（德国）的汉字。这里顺带一句：Germanio（德国）在汉语里的表达是De Guo，意思是”Nobla（有德的）Lando（国家）”。

    那么，柴门霍夫的语言为什么在汉语里被称之为shi jie yu（世界语）呢？Esperanto（世界语）这个词的发音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的，以这个名字来宣传推广是无任何意义的。我的部分学生在三个月的学习后还是读成esblando，我还是应该肯定他们的进步。然而，学习结束时，大部分的学生都能清晰地发出“Esperanto”

教　学

　　我把我的中国之行看作为布道传教，并且无条件地接受这项任务。只是我请求需要助手，以便于与学校尤其是与学生的交流。世界语者崔家有、他的世界语名叫Gajo，他早先就在这所学校教世界语，他同我配合的非常默契。之后Gajo 到外地去工作了，另一位有着教学经验的刘保国，世界语名叫Optimisto接替了Gajo的工作。我们两人同时上课，但分摊教学工作。当我教授口语时，中国同事做语法解释和提示。这就是修正了的《崔氏教学法》。在我看来，由于世界语同汉语之间缺少可比性，应用经典的崔氏教学法是很困难的。

　　Gajo和Optimisto使用李世俊教授编写的教材上课，而我主要采用视频教学讲授”Mazi en Gondolando”（玛兹在公道国）教学片。1995年我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幸亏手术及时，捡回一条命，在病床上完成了”Mazi”教学片的世界语翻译工作。当时不会想到11年后”Mazi”教学片作为我在中国教学的“救命稻草”。不仅是”Mazi”，也包括它的“母亲”Mila van der Horst Kolińska”，感谢他的组织才华和筹资能力，这部作品得以问世。学生们非常喜欢”Mazi” 这部教学片，它营造了好的氛围和心情。当然最重要的是，学生们开始用对话和问答的方式能够用世界语说话了。”Mazi”为老师提供了训练口语的教学手段。我感谢”Mazi”的有效作用；也感谢”Mazi”这部教学片，在中国也能买得到它的光盘和编有世界语和汉语对话的教材 – 这出乎我的意料。这样，学生们很容易就理解了课文，这大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口语会话，并且我也能单独地给学生们上课了。

　　在学校本部学世界语的有两个班级50名学生。校外还有四个学习小组，有30人，他们在宾馆和饭店实习，我带着手提电脑乘汽车去他们那儿上课。一个单程至少需要二个小时。然而我愿意去，因为小组教学是轻松而有效的。其中一个小组才有三位女生。从她们的衣着色彩，我给她们分别起名叫Kredo（信仰），Espero（希望）和Amo（热爱）。她们学得很勤奋也很有效，首批学完了”Mazi”教学片。

　　教两个大班的课是很费劲的，无法抓住所有人的注意力。此外在私立学校，不是每个学生都真正地读书。父母出钱，子女装佯学习。在他们玩弄手机时，我是不会打扰他们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时间太短，我来教学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每个学习小组每星期只有两个学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体育活动和文艺竞赛等，还不能正常上课。根据我的计算，每个小组至少缺失了一半的课程。

　　这种情况下，我集中精力关注那些想学习的学生。我有限的课余时间，基本都待在学校，这样我可以同学生继续保持接触，经常聊天。好学者甚至去我的公寓，这时我们又可以继续学习了。教学的另一种形式是我同二三个学生在周末外出。她们总是随身带着词典，此时世界语很自然地就使用上了。

    Jada是最勤奋的学生，同我告别时说：我学了八年的英语，还不会说英语；我只学了三个月的世界语，我能够开口说了。同样，Verda，Neĝa，此外还有Sukera，Akva，Sona，Bela和其他几位学生也都学得很不错。现在他们通过因特网给我打电话和写信。我赠送我写的《La Zamenhof-strato/柴门霍夫大街》给Jada。她前不久还对我说已经通读了该书的第一章。

另外的视角

　　这是我第五次访问中国。这一次比前几次待得时间都长，为我打开了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人际关系。我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我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他们是带着高兴和关心与我交往的。有一次，一个女生来看我，哭诉恋爱问题。学生们来自大中国的四面八方，一年中甚至一次都没有回去看望家人。 我常常充当着祖父的角色。为什么呢？似乎是因为我是个另类的人。目前这所大学还没有其他外国人在此任教。我的学生坦承，他们还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大鼻子”。我是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安全无虞的尤物与他们打交道，而在中国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正经的。

　　在中国，教师享有威望。人们称之为Lao Shi（老师）。其字面上的意思是”Maljuna（老）Instrui（学）”。我是Luoman Lao Shi（Roman老师）。有时我也跟风说Wo Bu Lao,Wo Shi Laoshi（我不老，我是老师）。说实话，我喜欢这双倍的尊重，就是lao（老年人）和lao shi（老师）。在中国，人们不在乎自己的年老，老年人方方面面都能受到特殊的关照，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特有的人权面貌。起初，我以欧洲式的对待女性的礼节方式同中国人对待老年人的礼节方式发生了碰撞。当我站立在门旁让一位女士先进去时，她也停住了让我先出去。最终我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比如象第一个进房间、在公共汽车上有座位、让学生为我提着电脑等，我很自然地享受了我年龄的特权。

　　然而，不是所有的礼貌方式都能让欧洲人理解。有一次，有人同我打招呼：我发现你比两年前有了更多的灰头发。这是对我年龄增长的恭维话。我应该理解为，虽然增添了灰头发，但看起来依然很精神。安排我此次来华教学的合肥的世界语者、刘建国是这么解释的。礼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它已经程式化了。比如人们在喝酒干杯时，不可忽视的是，依照酒杯相碰时的位置，重要人物的酒杯总是举得更高一些。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很明显的就是相互关照和忍让。我问住在十人一间寝室的女生们，她们是否经常争吵。我们不吵架 – Sukera说，– 而是尝试着共同解决问题。我从没有看到学生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没有听到大声喊叫，经常看到的是微笑。尽管我天生就神经过敏，易激动，但我在中国的整个教学期间，我还没有机会发作过。在我同学生们和教职员工们相处时，我保持着这种操守。

　　Neĝa是旅游系管理人员，管理着系里的教务工作，她照顾我的日常事务。Neĝa参加了所有小组的世界语学习，因此她学得比其他人都好。完全没想到，世界语成了我们的工作语言。‘五一节’期间，学校放假一周。阮立平主任邀请我去她在靠近北朝鲜边界的通化市的父母家。Neĝa作为翻译陪同我们一起去，令人惊讶的是她是个称职的世界语翻译，我们一路顺畅。

　　她就象许多的中国人一样，不会说英语，尽管已学了多年的英语。然而在说世界语的时候，她常常说thank you。这两个词在中国很流行。即使我用汉语xiexie (ŝjeŝje)表达我的感谢，他们还是常常用英语thank you回谢我。按照我的助手Optimisto的话说，thank you由于类似于汉语的发音san ke you，意思是san(tri/三) ke(gramoj da/克) you(oleo/油)，表示感谢生活。除了这诙谐的理论外，真实的情况是，中国人学英语到了痴迷的程度。

　　八路公共汽车是我换乘回学校的最后一条公交线路，公交车上的人总是满满的。有一次，在拥挤的车上站着一位12岁的小姑娘，她拿着笔记本，背诵着英语单词。 Optimisto对她说：啊，你喜欢英语！不，我讨厌它 – 小姑娘答道。那么你为什么在这么挤的车里还在学英语？她的回答令人吃惊：如我背不出10个生词，我母亲就不给我饭吃。中国人毫无来由地相信英语是作为职业生涯的主要工具。然而这种运动式的学习其收效是“甚微”的，在另一所大学教英语的澳大利亚世界语者也同样确信这一点。多年的学习之后，中国人还无法开口说英语，或说着人们听不懂的英语。同样在我的学校也是如此。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不缺乏外语，包括世界语说得非常好的人。通常他们出自于外语院校和外语专业。按照特殊的教学安排，他们一学就是好几年，每天六个学时。几乎所有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的世界语工作人员都有过这样的学习经历。

几点论断

　　世界语对于中国人是很难学的语言，但英语更难学。依我自身的体会，我毫不犹豫地说，世界语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学习欧洲语言。世界语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容易上口。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的学生们借助词典可以口头表达了。其结果令人愉快。Neĝa曾对我说：我想成为优秀的世界语者。

　　在中国学世界语的人似乎要比任何国家的人都多，但很少有能流利说世界语的，我的中国世界语朋友如此断言。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暂还无法解释这些。但是，我的经历证明，在教学上，必须要让学生讲世界语，而不要用民族语讲解世界语。如果教师是不会当地语言的外国人，这个要求能更好地实现。此外，外国人能展示另一种发音语调，这样有助于学生摆脱受民族语的干扰，尤其对中国人更为重要。除了这，我的外国另样性完全能引起学生的好奇和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如果我必须完全独自授课的话，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该校旅游系主任、阮立平女士同时配备中国教师的决定是聪明的。这样，就可能形成了全新的、富有成效的《崔氏教学法》模式。两人一起教学时，我们可以把世界语的教学变得简单化，成为有用的知识。事实上通过世界语，我了解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同时针对学生的问题，也能向他们转述具体的信息和讲解。我的语速很慢，说得很清晰，力求使他们理解我的话。但当我的助手参与翻译之时，我们的对话有时就很难进行下去。事实上这种对话就是口语训练。我主要谈欧洲文化。学生们喜欢问我波兰和波兰Bydgoszcz（该名字很难念）这座城市的情况。

　　这座波兰城市有所‘国际旅游文化学院’，是所高等学校，通过三年学习可获得旅游专业文凭。该校的特殊性在于世界语不仅是门课程，而且是学习其他课程的工具语言。目前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名学生在这里学习。这所波兰学校同我在北京任教的学校签有学生交流的合同。到波兰去留学对我的部分学生来说是他们学习世界语的主要动机。